古代
石器時代羅馬尼亞早期人類與生活
羅馬尼亞早期文物 石器時代可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據考古發現，在約6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就開始在喀爾巴阡山—多瑙河一帶生息繁衍。在約3.5萬年至3萬年前，羅馬尼亞從舊石器時代中期過渡到晚期，摩爾多瓦與多布羅加均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存。
從公元前6500年左右開始，在3000多年的時間內，多瑙河下游和喀爾巴阡山脈周圍的一些新石器文化相繼出現，歷經繁盛與衰落。這一時期，人類開始定居，種植植物，馴化動物，發展手工藝，製作陶器和金屬品。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新石器時代的羅馬尼亞社會和宗教生活也變得成熟而複雜，尤其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一些地區已形成了具有顯著等級特徵的社會，一些大型史前城市和定居點得以建立，金、銅冶煉業也得到發展。
達契亞人
約西元前2000年喀爾巴阡山山-多瑙河地區就有遷徙來的講印歐語系語言的人定居。這些人與當地的新石器時代人混合形成色雷斯人(Thracian)。色雷斯人的後裔在西元前7世紀與希臘人接觸。西元前5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稱這些人為蓋塔(Getae〔Getian〕)人。蓋塔人與其他有血緣關係的部落共同在西元前4世紀下半葉構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和文化。西元前3世紀至前2世紀羅馬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對蓋塔-達契亞人的演變有決定性的影響。
文物 青銅時代（公元前3500—前1150年），印歐部落的大規模遷徙，引發羅歐洲大陸的種族、社會、文化等發生重大變化。印歐部落陸續從位於黑海和裏海北部大草原上的古老家園來到這裡。在羅馬尼亞境內，這支新來的民族征服並毀滅了輝煌成熟的庫庫特尼文化、古梅尼察等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並強制推行他們的語言與習俗，導致羅馬尼亞文化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內逐漸走向衰落。直至青銅時代早期（公元前2300—前1500年），瓦蒂納文化、格爾拉馬雷文化等新文化相繼興起，諸多高地要塞和聖所紛紛得以建立，金銅冶煉業高度發達，陶器製作更加精美繁複。
青銅時代晚期文化在鐵器時代早期（公元前1100—前650年）得以延續，其中以新興的加瓦—勒普什文化、巴巴達格文化、巴薩拉比文化為代表。羅馬尼亞最早的鐵器製作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紀，證明了這種新技術在色雷斯部落的早期傳播。直到公元前9世紀，青銅武器、工具和飾物仍然十分普遍。此外，羅馬尼亞境內出土的幾處藏有數百件金器的大型窖藏顯示，冶金術在早期鐵器時代仍然十分發達。
公元2世紀初蓋塔-達契亞人組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在他們足智多謀的統治者戴凱巴路斯(Decebalus)的領導下，對羅馬的多瑙河邊界構成威脅，是為蓋塔-達契亞人的文明鼎盛時期。但是，繁榮的經濟、興旺的城市遍及東南歐繁忙的貿易和其軍隊都對羅馬在這一地區的野心構成挑戰。為了結束這種危險，圖拉真皇帝在101～106年間發動兩次戰爭，迫使戴凱巴路斯投降。羅馬人取得勝利，而戴凱巴路斯的城市被毀後自殺身亡。
在超過一個半世紀裡特蘭西瓦尼亞盆地和南方的平原屬於羅馬的達契亞省。儘管人口由許多不同的種族構成，但羅馬的行政管理、眾多的城市和拉丁語造成高度羅馬化，並使之迅速與帝國統一。達契亞反過來又為帝國提供穀物和貴重金屬。由於移民對達契亞漫長的開放邊界不斷造成壓力，迫使奧勒利安皇帝在271～275年間撤出羅馬軍隊並取消行政管理。多瑙河再次成為帝國的邊界。但是，文字記載和考古證據顯示，一直到6世紀前仍有貿易，在多瑙河北岸仍有軍事基地。此外，這一時期基督教加強了傳播。
蓋塔—達契亞文明
公元前7—前6世紀，定居在多瑙河沿岸及喀爾巴阡山脈周圍的色雷斯部落文明開始興起。古希臘、羅馬歷史和地理學家稱其為蓋塔人或達契亞人（事實上他們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同一民族），現代歷史學家稱之為“蓋塔—達契亞人”。
公元前5—前3世紀，達契亞人形成幾個由“國王”（小君主或軍事貴族）領導的部落聯盟。他們開始在山頂等具有天然防禦優勢的地方築起大型磚石結構的防禦要塞。公元前1世紀，達契亞王國以薩米澤蓋圖薩為都城，對外與希臘人、塞西亞遊牧民及巴爾幹西南的伊利里亞、南色雷斯部落展開商業、政治和文化交流，吸收與借鑑古希臘—羅馬文明、凱爾特人及東部遊牧部落文明。
公元前4世紀末公元前3世紀初，達契亞人一直面臨著來自馬其頓、色雷斯希臘王國以及凱爾特人的軍事威脅。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羅馬共和國與帝國征服了達契亞周圍的所有疆域，將其邊境線劃至多瑙河岸，達契亞王國受到嚴峻的軍事挑戰。公元1世紀初，達契亞各部落聯合建立蓋塔—達契亞王國。在布雷比斯塔（公元前82—前44年在位）國王的統治下，王國疆域西抵多瑙河中游、東達黑海沿岸、南到巴爾幹半島。
文物 德切巴魯斯（公元87—106年在位）統治時期，達契亞與羅馬帝國間的軍事與政治對峙達到頂峰。羅馬皇帝圖拉真決心一勞永逸地解決達契亞人對帝國巴爾幹各行省的威脅，並占有其豐富的資源（如金礦和 大型鹽礦）。公元101—102年和公元105—106年，圖拉真先後兩次發動血腥戰役，羅馬帝國最終侵占達契亞的大部分疆域，屠戮其政治和宗教精英，摧毀都城薩米澤蓋圖薩，德切巴魯斯國王自殺身亡。
公元前2世紀—公元1世紀末，達契亞銀器藝術達到頂峰。近250年間，數以百計的窖藏中出土了大量手鐲、胸針、項鍊、腰帶、耳環、戒指和銀器以及大量硬幣，充分顯示了達契亞人的高超的銀器製造技藝。
羅馬時期
公元106年夏，蓋塔—達契亞王國的最後防線被羅馬帝國軍隊攻克，大部分疆域被併入羅馬帝國，稱為達契亞行省。羅馬人新建省會烏爾皮亞—圖拉真—薩米澤蓋圖薩（又稱“圖拉真大帝的薩米澤蓋圖薩”），興建大量城鎮、自治市鎮和村莊，修建軍營、道路、橋樑、礦山及公私農場和莊園。羅馬軍隊駐紮各軍事要塞，充當著帝國的最前哨，以防禦周圍眾多虎視眈眈的“野蠻部落”。
文物 公元前2世紀初，蓋塔—達契亞是最後併入羅馬帝國的重要行省。得益於得天獨厚的農業和礦藏資源優勢，達契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迅猛，城鎮化進程迅速。新省會享有較高的法律和行政地位，居民可充 分享受羅馬公民的特權與義務。所有的城市、市鎮及許多自治市鎮，甚至一些大型村莊，都建有宏偉的公共建築（如市政廳辦公樓、公共廣場、公共噴泉、公共浴室、圓形劇場和神廟）、公路、自來水供應設施、排水系統和典雅的私人住宅。羅馬帝國在達契亞行省共駐紮有約40000名士兵，作為帝國統治該省的象徵。
公元2—3世紀，達契亞人的數次叛亂和野蠻部落的入侵給羅馬的軍事統治帶來嚴峻挑戰。直至公元230年，羅馬帝國才將日益複雜的局勢穩定下來。公元275年之後，達契亞行省的大部分領土被羅馬帝國所拋棄（事實上根據帝國法律，即使在公元275年後，達契亞領土仍被視為羅馬疆域的一部分）。儘管有過短暫的反抗與自衛，達契亞仍逃脫不了被羅馬帝國讓給與之聯盟的多個“野蠻部落”的命運。羅馬軍隊與行政機構撤出後，“野蠻部落”自由達契亞人率先進入達契亞行省。公元4—6世紀，根據聯盟條約，達契亞被羅馬帝國相繼讓予西哥特人、格皮德人和阿爾瓦人。
公元4—6世紀，以及之後直到13世紀，儘管原達契亞行省相繼被多個“野蠻部落”統治，然而當地居民仍自稱為“羅馬尼人”，即“羅馬人”，他們常用的拉丁方言則被稱為“羅曼內斯卡語”，即“羅馬人的語言”。
斯拉夫人
在羅馬人取消行政管理和撤出軍隊後的近8個世紀中，達契亞曾被一系列的遷入民族占據。最早的有西哥特人(Visigoth,275～376)、匈人(Hun,4世紀末至454年)和日耳曼民族的格庇德人(Gepidae，454～567)。他們對達契亞-羅馬人沒有什麼影響。但是，567年阿瓦爾人(Avar)打敗格庇德人，為斯拉夫人大舉進入達契亞開闢道路。然後，斯拉夫人與阿瓦爾人共同在602年突破拜占庭帝國的多瑙河邊界，占領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
8世紀斯拉夫人在達契亞取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越地位。9世紀他們的地位得到鞏固，因為第一保加利亞帝國的統治者在查理曼大帝791～796年間大敗阿瓦爾人之後控制了達契亞。當地的斯拉夫人首領顯然臣服於保加利亞沙皇。864年鮑里斯一世(Boris I)改奉基督教後，保加利亞的沙皇在達契亞和拜占庭帝國之間發揮一種宗教上和文化上的中間人作用。
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
10～14世紀期間在喀爾巴阡山-多瑙河地區出現新的政治結構。9世紀末定居在潘諾尼亞(Pannonia)並在10世紀進入達契亞的匈牙利人制服了和他們在那裡發生衝突的斯拉夫-羅馬尼亞公國。11世紀他們將喀爾巴阡山北部的領土(特蘭西瓦尼亞)變成匈牙利王國的一部分。到1330年在喀爾巴阡山脈以南的許多小公國已併入入獨立的羅馬尼亞瓦拉幾亞公國。喀爾巴阡山脈以東另一個摩爾多瓦公國在1359年獲得獨立。
中世紀
土耳其和奧地利之間
14～18世紀期間羅馬尼亞的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公國演變成為東正教及其文化世界的一部分。他們向君士坦丁堡主教效忠。他們的大公竭力仿效拜占庭的皇帝，並根據拜占庭的法典寫出他們自己的法律。他們的經濟是農業的，社會是鄉村化的，他們的藝術和文學是東正教說教式的。但是，羅馬尼亞人也具有將自己與周圍國家區別開來並向西方靠攏的特質。他們的語言源於拉丁語，他們承認羅馬人為自己的祖先。
15～19世紀約4個世紀中鄂圖曼土耳其的統治加深了羅馬尼亞對東方的依附。經由承認蘇丹的宗主權並每年向他納貢，羅馬尼亞避免直接併入奧斯曼帝國，羅馬尼亞因此得以保留自己的政治機構、法律和社會結構，避免穆斯林在這塊土地上大規模定居。
18世紀鄂圖曼的統治在一般稱為法納爾(Phanariot)政權的時期達到頂峰。由於俄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不斷威脅邊境，奧斯曼的官員決定將本地的大公換成來自君士坦丁堡法納爾地區的希臘家族或希臘化家族的成員，他們曾他們曾充分表明自己忠於蘇丹。其結果是公國的自治權被徹底削弱，貢品和軍需品的繳納急劇增加。但是許多法納爾的大公是有能力和有遠見的統治者，如1746年任瓦拉幾亞大公和1749年任摩爾多瓦大公的馬夫羅科札特(Constantin Mavrocordat)廢除了奴隸制，瓦拉幾亞的伊普希蘭提(Alexandru Ipsilanti)大公(1774～1782年在位)開始了廣泛的行政和法律改革。
瓦拉幾亞和摩爾多瓦的社會
公國的政治制度與寡頭政府相似，而不像絕對的君主制。大公行使廣泛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但是，其權威不是無限的，因為他依靠波雅爾(boyar)和僧侶以取得關鍵性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持。波雅爾出任國家最高議會的成員，協助大公統治和執法。高級僧侶分擔這些世俗責任，因為政教分離仍然被認為是異端的觀念。但是，儘管波雅爾和僧侶參與政治生活，代議制卻沒有發展起來。
這兩個公國是鄉村社會，等級森嚴，社會地位變化受到嚴格限制。波雅爾人數很少但卻壟斷政治和經濟權力。廣大農民肩承著社會的主要負擔，但卻得不到什麼回報。商人和工匠為了限制競爭和保證獲利而組成行會。但是，他們在公國的議會中卻沒有席位，他們不能實行自治，因為城市是大公的財產。
這兩個公國的經濟依靠農業。波雅爾和僧侶階層組成農業生產的上層結構。18世紀初大部分農民已淪為農奴。
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
公國以外是特蘭西瓦尼亞，其政府和經濟由匈牙利貴族管轄。城市則由操德語的撒克遜上層階級管轄。羅馬尼亞人被排除在公共事務和特權之外，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農民，並且信奉東正教。他們的命運在17世紀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較趨好轉。為了加強天主教的統一力量，奧地利官員和耶穌會傳教士說服一部分羅馬尼亞東正教僧侶在1697～1700年間接受與羅馬的聯合。作為對承認教宗的回報，羅馬尼亞的教士被允諾給予與天主教教士相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國家的建立
18世紀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羅馬尼亞人脫離東方轉向西方。貿易和外國投資增加，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滲入迫使羅馬尼亞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開始考慮新的發展模式。
俄國日趨重要的角色
羅馬尼亞的波雅爾———傳統的社會領導者——最直接的目標是獨立。他們在18世紀最後25年中似乎就要取得成功，因為根據1774年《凱納甲湖條約》(Treaty of Kucuk Kaynarca)俄國獲得了保護鄂圖曼帝國的東正教徒的權力。這樣就使俄國在兩個公國的影響力增加。但是，波雅爾對將鄂圖曼的統治換成俄國的統治並不甘心，而且他們對俄國1812年併吞摩爾多瓦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地區感到驚慌。希臘獨立戰爭引起的國際危機對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所有希臘人都受到懷疑。所以土耳其人取消法納爾人的政權，同時恢複本地的羅馬尼亞大公。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和約》結束另一場俄國和土耳其的戰爭，建立起俄國對兩個公國實質上的保護制度，並將鄂圖曼的宗主權減少到少數幾個法律手續。
俄國的保護制度使羅馬尼亞人對俄國的憤怒增高。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派波雅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結束使獨裁的大公掌權的外國統治。在這些波雅爾當中有許多人和其他知識分子共同形成1848年革命的先鋒。但是，他們沒有民眾的追隨，也沒有組織。
他們過分依靠思想的力量來實現社會變化。摩爾多瓦的大公很快放棄他們要求改革的鼓動。但是，瓦拉幾亞更激進的「四十八人」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進行改革和防止外國干預。儘管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卻未能獲得法國和英國的支持。1848年9月一支俄國軍隊占領布加勒斯特，解散了臨時政府。
獨立
1850年代「四十八人」領導一場摩爾多瓦與瓦拉幾亞統一的鬥爭。他們認為這是取得獨立的必要前提。歐洲聯盟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勝利，結束了俄國在兩個公國的統治，將兩個公國置於西方的共同保護之下。列強不承認兩個公國的統一或獨立。但是，1859年羅馬尼亞人在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選出同一個人——庫札(AlexandruCuza)作為大公，自行解決了統一問題。庫札在1861年實現兩個公國在行政上的統一，並且開始一項雄心勃勃的政治和社會改革計畫。這次改革在1864年達到最高潮，包括擴大選舉權、土地改革和頒布一部保證大公在政府中有支配權的新憲法。庫札在未取得其名義上的宗主蘇丹的允許之前，自己決定開始進行這些改革，這樣他宣告統一的公國羅馬尼亞事實上的獨立。但是，他的獨裁方式樹立許多敵人。1866年這些仇敵聯合起來迫使他退位。
庫札的繼位者霍亨索倫-西格瑪林根的查理(Charles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66～1881年為大公；1881～1914年為卡羅爾一世國王〔King Carol I〕)的統治在建立國家方面取得新成就︰1866年頒布一部大致以西方模式為基礎的憲法；政治團體合併為自由黨和保守黨兩個政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兩個政黨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工具；經由參加1877～1878年第十次俄土戰爭，羅馬尼亞正式獲得獨立。1881年卡羅爾一世獲得列強對羅馬尼亞成為王國的正式承認。
卡羅爾一世在位期間確立羅馬尼亞議會制的主要特點。國王本人是對內和對外政策的關鍵人物。一個較小範圍的政治階層與他分享權力，一種小範圍的選舉權使民眾不能直接參與政治生活。
卡羅爾一世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使羅馬尼亞成為地區性強國和列強不可或缺的盟國(大多數自由黨和保守黨領導人也同意這個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卡羅爾一世和少數大臣使羅馬尼亞在1883年成為三國聯盟的成員。最具有吸引力的是德國，他們羨慕德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並且希望使用這種力量作為保護以對抗俄國。由於與德國的夥伴奧匈帝國有摩擦，羅馬尼亞對三國同盟的依附常常處於緊張狀態。
1900年羅馬尼亞與奧匈帝國之間爭端的基本問題是匈牙利王國政府同化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的政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布達佩斯在教育和公共事務中限制使用羅馬尼亞語，減少東正教和希臘正教的自治權。匈牙利人還拒絕羅馬尼亞人作為一個民族的集體政治權利的要求。妥協證明是不可能的，因為雙方都認為民族生存已受到威脅。
羅馬尼亞社會
傳統與現代之間
這一時期，羅馬尼亞社會的傳統結構大部分仍未受到觸動。大多數人民仍然生活在鄉村。雖然大地主很少，但他們經由保守黨行使很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鄉間人口中大多數是農民。城市中由企業家、銀行家和自由職業者構成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嶄露頭角，並且經由自由黨向大地主發起挑戰，試圖取得國家的領導權。
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為大多數人提供生計。19世紀末之前地主和農民都靠種植穀物(特別是小麥)以供出口。1907年嚴酷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導致農民大舉起義，一萬名農民的死亡有力地推進了改革。但是，變化的到來很緩慢。
1880年代起受益於政府保護和外國投資的工業提供越來越多的消費品。但是，到1914年工業仍然缺乏像冶金這樣的現代工業基礎的重要成分。對外貿易(特別是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貿易)雖有增加，但具有不發達的特點，主要出口農產品和原材料，進口工業品。伴隨著經濟加速成長而來的是金融結構的重組，主要是成立私人銀行和1880年為協調金融政策而成立的羅馬尼亞國家銀行。
大羅馬尼亞
新的土地和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現代羅馬尼亞的發展十分重要。1916年羅馬尼亞站在協約國一方加入戰爭，作為對法國和英國允諾給予土地(特別是特蘭西瓦尼亞)及通過俄國穩定地供應戰爭物資的回報。俄國革命切斷了協約國對羅馬尼亞的一切援助，並且迫使羅馬尼亞在1918年5月與同盟國訂立單獨的和約。同年晚些時候同盟國垮台，羅馬尼亞及時地重新加入戰爭，在巴黎和會上取得戰勝國地位。
由於這次世界大戰而出現包括大多數羅馬尼亞人在內的、擴大了的單一民族國家大羅馬尼亞。在從匈牙利獲得特蘭西瓦尼亞和巴納特、從奧地利獲得布科維納(Bukovina)和從俄國獲得比薩拉比亞之後，羅馬尼亞的國土增加一倍。羅馬尼亞的人口也增加一倍，達到1,600萬，其中包括大量的少數民族，特別是特蘭西瓦尼亞的匈牙利人和比薩拉比亞的猶太人，使非羅馬尼亞人的人口比例提高到總人口的近30%。
羅馬尼亞政府以及一般的羅馬尼亞人拒絕特蘭西瓦尼亞的匈牙利人提出的政治自治要求。1930年時占特蘭西瓦尼亞人口7.7%的講德語的撒克遜人也渴望維持自己種族的獨立性。1930年占羅馬尼亞人口4.2%的猶太人受到歧視，因為反猶主義在各個社會階層根深柢固。
從民主走向獨裁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羅馬尼亞的根本政治問題是議會政府和專制主義之間的鬥爭。20年代民主的前景似乎很光明，因為兩個最強大的政黨支持代議制度。1923年自由黨發起修憲以保護中產階級的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民族農民黨由公認的羅馬尼亞民主支柱尤利烏·馬紐領導。1928年在羅馬尼亞歷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選舉中，該黨以絕對的優勢取得勝利。這次勝利是羅馬尼亞民主的最高點。
有兩次事件成為未來民主的惡兆。1930年卡羅爾二世即位和世界性經濟蕭條。新國王鄙視民主，想使自己在國家事務中成為“決定性的力量”。農產品價格暴跌和廣泛失業動搖了人民對民主政府的信心，促使許多人從極端主義的政治中尋求救國方法，這正好幫助了國王。卡羅爾二世解決國家問題的方法是在1938年宣布王室專政並解散所有政黨。
在對外政策方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有羅馬尼亞政府的基本目標都是保護大羅馬尼亞邊界。這些政府是巴黎條約下建立的國際制度的忠誠捍衛者和集體安全原則的熱心倡導者。他們幫助成立了地區性同盟(即1921年小協約國；和1934年巴爾幹協約國)並堅持參加國際和平和裁軍會議。
30年代這種外交政策的基礎逐步被削弱。由於法國和英國在大蕭條時期對羅馬尼亞的經濟困境漠不關心，也未能抵制德國反覆違反《凡爾賽條約》，羅馬尼亞對這兩個國家的信心發生動搖。與蘇聯的關係因比薩拉比亞問題而仍處於緊張狀態。雖然在1934年恢復外交關係，仍未使羅馬尼亞政治人物免除遭到進攻的恐懼。他們尋求德國的保護，但卻徒勞無功。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加上1940年6月法國的失敗，使羅馬尼亞失去大國的支持。1940年6～9月間蘇聯占領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Bukovina)北部，匈牙利占領特蘭西瓦尼亞北部，保加利亞占領多布羅加南部。卡羅爾國王的獨裁未能逃脫這場災難，他被迫在9月6日退位。
社會和經濟變化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羅馬尼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直緩慢，但出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萌芽(雖不平衡)，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1918～1921年間進行的大規模土地改革將6,000,000公頃(15,000,000)土地從大地主手中分配到小農手中，因而使農業得以加強。同時在工業方面，鋼、煤和石油的生產出現令人矚目的成長。至1939年國內對食品、紡織品和化工產品的全部需求幾乎都能由國內的生產者加以滿足。但是，羅馬尼亞的工業還不能提供所有必須的技術和設備。國家擴大了其作為經濟協調人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自由黨人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工業上，將工業作為把羅馬尼亞引入現代世界一種最可靠的方法。自由黨人與控制國際商業和金融市場的西方強國發展出良好的關係。
羅馬尼亞社會的結構仍遵循戰前的模式。農村地區的高出生率使人口穩地增加，但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特別是兒童的死亡率。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農村，以農業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資本主義關係增長的後果之一是社會的分化，這種分化加深了富裕農民與生活在貧困線邊緣的廣大小農的差別。作為一個階級的大地主隨著戰後的土地改革已經消失，他們的位置被主要持中產階級觀點的紳士階層所取代。整個羅馬尼亞社會越來越城市化。最大的城市布加勒斯特作為首都和作為國家的工業、金融和文化中心而占有特殊地位。
戰前關於國家性質和發展模式的辯論隨著大羅馬尼亞的誕生而加劇。「歐洲主義者」認為應採取西方模式，別無其他選擇，「傳統主義者」則堅持認為羅馬尼亞應繼續忠實於其東正教的精神遺產。在兩者之間有一個「第三條發展道路」，既不屬資本主義也不屬團隊精神，卻紮根在小規模的農業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關發展的理論變成學術問題。1940年9月卡羅爾二世被揚·安東內斯庫將軍和鐵衛團(Iron Guard)取代。雖然他們都對民主制度嗤之以鼻，但這些新夥伴卻互不相容。安東內斯庫贊成秩序，而鐵衛團反對經濟與社會計畫。1941年1月相互敵視升高為公開的戰爭。在軍隊的支持下，安東內斯庫取得勝利，消滅鐵衛團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此後三年半的時間裡他作為一個軍事獨裁者統治羅馬尼亞。
安東內斯庫將與德國結盟作為對外政策的基礎。1941年6月他(和大多數羅馬尼亞人)熱心加入德國對蘇聯的入侵，以便奪回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並且永遠結束蘇聯的威脅。
安東內斯庫和由馬紐領導的主張民主的反對派所關心的主要問題都是避免被紅軍占領。1944年馬紐與西方同盟國舉行的複雜談判原打算讓羅馬尼亞投降西方，但這個談判卻迫使羅馬尼亞人直接去與蘇聯打交道。由於安東內斯庫拚命依附於德國盟友，馬紐和繼承父位的米哈伊爾(Michael)國王於8月23日採取行動推翻了獨裁統治，成立一個致力於反對德國的同盟國戰爭行動的新政府。一周以後紅軍占領布加勒斯特，這標示著羅馬尼亞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共產主義期間
取得政權
1945年春由於蘇聯強有力的干預，共產黨取得政權。關鍵因素是1945年1月所謂共產黨“本地派”(主要由羅馬尼亞人構成)領導人喬治烏-德治和領導“莫斯科”派(曾在蘇聯度過很長時間的非羅馬尼亞人)的鮑克爾(Ana Pauker)訪問莫斯科。訪問期間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同意共產黨奪取政權。蘇聯當局的強大壓力強迫米哈伊爾國王在3月6日任命一個由共產黨同路人彼特魯·格羅查領導的親共產黨政府。
民主力量由民族農民黨領導人馬紐領導。馬紐有國王作為同盟者，但由於沒有美國和英國政府干預，他對勝利失去信心。1946年2月英、美政府正式承認格羅查政府作為對允諾早期大選的交換，這樣便放棄自己可能仍具有的影響力。共產黨人將大選延後到1946年11月19日。正式的統計為80%的選票支持共產黨及其盟友，但有力的證據顯示這是為了掩蓋民族農民黨實質性勝利所偽造的選舉結果。
隨著1947年2月一項批准1944年休戰條款和將北特蘭西瓦尼亞歸還羅馬尼亞的和平條約的簽訂，西方對羅馬尼亞的影響結束了。共產黨在一次運動中開始清除遺留的反對派，公審馬紐和其他民主派領導人並處以長期監禁使這次運動達到高潮。最後一個行動是迫使米哈伊爾國王退位和1947年12月30日宣布成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強制推行蘇聯模式
1948--1960年間共產黨領導人為極權主義政權打下基礎。1948年他們採用為共產黨保留最高權威的蘇聯式憲法，為自己確立正式的政治結構。共產黨還建立安全局，它是一個廣泛的安全系統的中樞。共產黨解散各類私人組織，嚴格限制教會進行宗教和教育工作的能力，並在各個部門建立民眾組織以取而代之。1952年喬治烏-德治採取進一步措施，將帕烏克爾和莫斯科派清除出黨。
在重建羅馬尼亞經濟的工作中，共產黨採取史達林的原則∶嚴格的中央計畫和指導，犧牲消費品的生產而將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共產黨還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並在1962年完成了這項工作。
在文化方面，50年代羅馬尼亞文化生活的一個特點是蘇聯化或俄羅斯化。蘇聯在各個領域中的成就被作為榜樣加以效仿，並花了很大的力量使俄語成為羅馬尼亞人的第二語言。
蘇聯通過不同的方式使其對羅馬尼亞事務的管轄正式化∶1949年為協調蘇聯集團內部經濟活動而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1955年為對抗西方盟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成立華沙條約組織(或稱《華沙公約》)，還有遍布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和政府內的蘇聯“顧問”。
民族共產主義
60年代的10年是一段寬鬆時期。消費品和住屋增加，衛生保健、教育、養老等社會福利更為普遍。這都是共產黨政權的積極成就。文化知識領域中的變化尤為明顯，學者可以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作家可以寫以前禁止寫的東西。這种放寬來自於羅馬尼亞民族共產主義的出現。50年代晚期喬治烏-德治害怕由蘇聯新領導人赫魯雪夫發起的非史達林化運動可能會迫使自己下台，因為他曾是(而且仍然是)最堅定的史達林主義者。但是，他也反對赫魯雪夫堅持讓羅馬尼亞放棄工業化的努力而接受充當向經濟互助委員會指定的“工業國家”提供農產品和原材料的角色。1964年羅馬尼亞共產黨發表所謂“獨立宣言”。使緊張關係達到頂點。
1965年喬治烏-德治去世，他的繼承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加緊了使羅馬尼亞擺脫依靠蘇聯的努力。齊奧塞斯庫尋求與西方擴大經濟關係，並且巧妙地利用人民廣泛的反蘇情緒，動員對羅馬尼亞共產黨的支持。其“獨立的”對外政策的最高點是譴責1968年以蘇聯為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蘇聯領導人對羅馬尼亞“獨立”的反應比較寬大。他們正確地估計到齊奧塞斯庫知道冒犯的限度。特別使他們放心的是希奧塞古鄙視西方制度和價值觀，他堅持黨對權力的壟斷，並且仍然作為成員國留在《華沙公約》內。
在國內事務方面，齊奧塞斯庫1971年的7月論文結束了寬鬆時期。他在論文中要求恢復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角色。在此後大約20年的“新史達林主義”中，齊奧塞斯庫提倡個人崇拜，以此作為一種無限獨裁的基礎。為了防止出現其他權力中心，他不斷地在黨內和政府內調換官員，並且越來越依靠他的家庭成員(特別是他的妻子埃列娜·齊奧塞斯庫來擔任關鍵職務。由於他堅持史達林主義的經濟模式，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工農業生產一片混亂，生活水準持續下降。為了使經濟好轉，齊奧塞斯庫又轉向蘇聯。
齊奧塞斯庫政權企圖削弱特蘭西瓦尼亞匈牙利人的社會團結，限制他們用自己的語言進行教育和出版書刊，鼓勵羅馬尼亞人移居到匈牙利人口多的城市中去。匈牙利人特別害怕將希奧塞古的“鄉村系統化”運動推行到自己的社區中來，這個運動的基本目標是消滅作為獨特的社會階級的農民，而且已經拆毀許多羅馬尼亞村莊。
垮台
到80年代晚期齊奧塞斯庫已將羅馬尼亞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機構、組織甚至共產黨本身都不過是執行他個人意志的工具。然而，在1989年12月16日至22日的一周之內齊奧塞斯庫的獨裁統治就被推翻。特蘭西瓦尼亞的蒂米什瓦拉(Timisoara)市發生的一些小的事件引起暴力事件，並且很快擴展到其他城市。希奧塞古被迫逃離羅馬尼亞，後遭逮捕受審，並在12月25日被處以死刑。共產黨未被正式解散就輕易地化為烏有。
由反對希奧塞古的組織組成的鬆散聯盟成立全國救國戰線，領導羅馬尼亞從共產主義向民主制過渡。在1990年5月舉行的大選中，全國救國陣線輕而易舉地獲勝。反對派由重新組建的民族農民黨和自由黨構成。但是，這兩個黨是由返回羅馬尼亞的流亡者所領導，廣大選民對其綱領似乎不太熟悉。
1990年6月20日隨著揚·伊利埃斯庫宣誓就職，全國救國陣線承擔起對國家的正式管理。1989年以前伊利埃斯庫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提倡者。作為總統，他仍然對私人企業和向自由市場邁進持謹慎態度。對經濟改革速度快慢的分歧導致全國救國陣線自行解體。伊利埃斯庫的支持者組成民主全國救國陣線。民主全國救國陣線仍維持其政治上的優勢。在1992年9月和10月的議會和總統選舉中，伊利埃斯庫再次當選總統，他的黨也成為議會中最大的黨。反對黨的鬆散同盟民主議會也有重要影響。
1991年12月8日由公民複決通過一部新憲法，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使政治穩定有了希望，但是，嚴重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新政府。1991年經濟互助委員會解散後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原來關於國家性質和發展模式的辯論重新開始，因為羅馬尼亞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又一次處在東西方的十字路口。
